尽管民事法学研究的功能主义成果逐渐增多，但就民法教义学研究而言，不仅缺乏解释结论形成方法的共识，也缺乏规范理论形成方法的共识。
身处实践领域的法律职业者须去追寻能够说明法律事物本源的道德原因或伦理原理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并非因使用这些概念而被建构，这些知识是被发现的，并通过正义、公正等理念命题的精确运用得到表达。既有的制度，既在于建立并维系某种秩序，也在于实现一定的价值观，实现一定的社会导向。
以此推之，人们在说某事是‘应当去做的时候，这种肯定陈述总是至少心照不宣地诉诸某种较远的目的而作出的。正义是抽象的理智，抽象正义理念是良善社会的基石。正义一词含有多方面的意义。法律职业价值观和职业道德评价体系可以为有关法律职业道德的活动提供稳定的价值意义，使法律人之间能够有共同的交往规范并相互理解，从而使法律职业共同体生活成为可能。当然，由于正义不是非历史性的主观抽象设定，而总是与特定的社会制度相联系，并且以此为基准规定着人们之间具体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因此，公正、公平、公道是一个社会中基本权利得到尊重的体现，是一个好社会的最低条件。
54显然，自然是理性发现的戒条和一般法则。道德源于个人所属的共同体的价值目标和目的，因此，一个共同体的价值也同样取决于构成共同体的那些个人的精神才干和道德才干。最后历史地辩证地看待道德在中华法系中的作用和地位：中国道德思想虽以封建的社会生活做背景的，我们是不能够接受的，什么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法律思想和旧律上八议制度，我们是要推翻的。
丁元普先生1931年登载于《现代法学》上的中华法系成立之经过及其将来一文，别开生面，试图从法哲学法理学的角度对中华法系给出解读，他认为我国自上古以至春秋战国，其间法系之相承，嫠然井然。……(二)西律既依据权利，故常保护资本，中律不特保护资本，且以抑强扶弱为其特质。最后对这一新法系有一期许：所谓中国本位新法系者，当系依现代中国国家理念，用科学的方法，对中国固有及现有法律，施新的选择，产生新的生命，俾在世界法律文化领域，重占一种新的位置之意。是故建立中国本位新法系，实为今日国内法学家所应为之急务，俾数千年来之中国法系，赖有新的改进，发扬光大，而续其运命。
2.由农业社会国家进而为农工业社会国家。由自然法(即理性法)而进于人为法，绵绵延延，历五千年而弗替，中华法系之成立，殆非偶然也。
他也清楚中华法系与西方法系的根本区别：吾人今日已渐习于西洋法律观念者也。[4]徐道隣：礼教中心论，载爱思想网中华法系专题讨论专栏。并且逐一举例说明家族制度在政事法、民事法、刑事法中的具体表现。今若因重国家而弃家族，同样有失。
[11]以上引文见陈顾远：家族制度与中国固有法系之关系，载爱思想网中华法系专题讨论专栏。从宏观上说，更要注意中国文化现阶段及其未来应有如何的动态，应为如何的变化，以求与其适应而不脱节。3.由家族生活本位进而为民族生活本位。1937年杨鸿烈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法律在东亚诸国的影响》，集中概述了中华法系在东亚诸国的影响、传递、流变，对中华法系有深厚的情愫，作者此后惟望我东亚法家回顾数千年来我祖宗心血造诣所贻之宝贵财产，不惟不至纷失，且更进一步，力采欧美之所长，斟酌损益，以创造崭新宏伟之东洋法系，是则著者区区之微意也。
且儒家思想之合于时代者，亦包括于三民主义中，固非完全摒除外。经过了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初法国编了《拿破仑法典》以来，各国都起来编制法典。
故法令之效用，不过如汉司马迁所云：‘法令者，治之具，而非致治清浊之源，与唐柳子厚所云：‘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既痛之而后畏，于是不得不以刑践，。‘礼为积极之准则，内部之强制。
而西方的自然法，在古代与中国的天道观相近，有神性或自然性鲜有人之性。然后对中华法系寄与厚望：要之，我国人口之众，版图之广几甲全球，而四千年以来，上下相安，从未闻有贫富之争，阶级之争，则其立法之善，终有不可磨灭者，余故表而出之，以告国人，扶掖之，光大之，亦我国全体国民之责任也。倘就我国社会情况与人民生活方面着眼，对于国家的团结，与其使个人经由各种方式集合之，实不如利用固有的家族组织集合之，收效最为宏大。但这个中国法系和中国传统的中华法系似乎没有什么亲缘关系，因为高先生在后面的论述中对传统的中华法系并无多少好感，反而是讥评或否弃居多。同时又认为民国立法已是中华法系的复兴。简言之，在新理念，新技术之下，发扬旧的民族精神，形成新的法律体系而已。
[6]丁元普：中华法系成立之经过及其将来，载爱思想网中华法系专题讨论专栏。而所谓新法家者流，其持论立言，亦均贩自外洋，循至数典忘祖，恬不为怪，良可叹也。
……(五)西律以个人为本位，而中律则以家族为本位。4.以三民主义为最高指导原则。
[11]在1937年《中华法学杂志》新编第1卷第9期上还发表了陈顾远先生的天道观念与中国固有法系之关系一文，把天道观念比之以西方的自然法：我国往昔学者之天道观念，颇与欧洲法学家之自然法观念相类似。夫以礼教为中心，故人与人之关系重，而社会为本位。
然后作者依次指出：家族观念表现于政事法上的，首为视家户为编组的单位，次为认家户为令的所托，再为使家长具公法的责任。然如绝对否认家族制度的存在，不特莫能利用这个制度的效能，并且与历史的势力相反，也就难以符合民族的固有精神了。质言之，法治国者，乃国家人民同受法律之拘束，无论公私行动系准诸法，故国家有受法律拘束之义务，而个人亦有要求其受法拘束之权利。至商君至唐代有此制益以严之廛市制度，以规范其行动。
中国现在所输入的，是欧大陆的成熟法。这里已经体现出作者对复兴中华法系说的反省。
[13]在民国时期的这些学人中，陈顾远先生应该是谈中华法系最广泛、最深入、最持久的学者，他在三十年代的那三篇文章，从儒家学说、家族制度、天道观念三个方面论证中华法系，的确是触碰到中华法系的主要特征、重要内涵、内在根据，惜乎都失之于偏，讲儒家学说与法的关系，只讲礼与刑，而忽略了德，这是最严重的失误，德在中华法系中的支配作用更重，而德与礼是有区别的。权利者乃法律所确定所保护之利益。
《淮南子》曰：‘制刑于无刑，，此等法律哲学，亦非他国之注重于唯物观者所能及。吾生息于中华法系下之民众固不容妄自菲薄者也。
虽彼此最后所获得之果不同，而视其为宇宙间之大法，使现实法有所遵循，并寄托理想于其中，则一也。其执法制法之人，已非有德有学之名贤大师，而多为一辈钻研微末之条文匠。中国法系的法律和中国道德处在这等同一范畴之下，道德范畴的内容随民生而变了的时候，法律思想就可以随道德思想而变。我们对于欧大陆法的技巧，我们是要输入的，至于接持法律公平性的一点思想，中国法系是原来有的，不要抛弃，或许还可以贡献于世界，希望法学者起来研究一下。
而西洋法律观念者，以权利为中心之法律观也，不观夫罗马法‘优司(ius)一字乎？盖同时具‘法律及‘权利两义。③发达期，自周初至战国。
给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一判断：我国以农为事人民本业。微论法系观念已有改变，欲恢复固有法系之全盛地位殊不可能……能否断然建立中国本位新法系，尤为困难。
李次山先生1930年在《法学丛刊》第1卷第四期发表的长文世界法系中之中华法系，极言中华法系之伟大：中华法系，具有极深长之历史、博大之体系、精密之组织，拥有广大之领域，并在各法系中，因其特殊之背景，而具有特异之精神。民国时期学者的论述1926年的《法学季刊》登了高维廉先生的一篇文章：建设一个中国法系，这篇文章因其较早地提出中华法系的重建而受到现在学者的重视，高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说：今日的大陆制是欧洲几十世纪所养育的产生品，英美法也是英美几百年来无数的法官及法家的智慧和人民习惯观念所融化的结晶。
